“好好的主持人不当，干嘛要去嘉定搬箱子？”评论区这句话，被赞了两千多次。
谁都看得出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调侃，而是替无数人把心里那点“替她不值”喊了出来。
电视主持人四个字，曾是自带滤镜的职业。
镜头扫过来，灯光一打，观众隔着屏幕喊一声“闺女”都觉得亲。
可滤镜崩得比想象中快。
节目换脸，观众换台，广告换平台，工资条也跟着换方向。
有人硬着头皮留下，有人干脆自己把椅子搬走——朱赤丹选了后者。
嘉定那间70平的小办公室，月租四千，墙还没刷完。
她拎着袋子来回跑，走错电梯口，汗顺着脖子往下淌，像极了一个刚拿到钥匙的菜鸟租客。
没人提醒她摄像头还在，也没人递纸巾，这画面要是放在过去，大概会被剪成花絮里的“可爱小失误”。
现在没人剪了，她自己拍下来，顺手发了条视频。
评论区立刻两派：一派心疼，一派不解。
心疼的说“姐别累着”；不解的嚷嚷“至于吗”。
说到底，大家不是心疼那个人，是心疼那个被撤掉的滤镜。
可滤镜值几个钱？
房租、水电、员工社保，哪个能刷脸买单？
电视购物最火那几年，丹丹大学刚毕业就上镜卖过豆浆机，一场下来嗓子冒烟，却第一次发现原来嘴皮子也能直接变销售额。
后来进电视台，节目越做越大，广告越来越贵，可账户里的数字并没跟着翻倍。
老观众记得她的笑，广告商记得她的收视率，唯独银行短信只认银行卡。
到了四十多岁，节目突然换人，她连交接仪式都没有，新主持人已经坐在了灯光正中央。
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剧本。
麻伊琳十年前就开了工作室，贝倩妮为了孩子出国直接辞职做自媒体。
她们离开前都没开新闻发布会，观众是后知后觉才发现：“咦，怎么好几天没看到她？”主持人三个字，听起来光鲜，其实和上班族没差，合同一年一签，节目说砍就砍。
唯一不同的是，上班族被裁还能拿赔偿，主持人被换下，连工位都没有。
直播带货成了救命稻草？
未必。
只是稻草总比空手握风强。
丹丹在澳门那场直播，嗓子还是那把嗓子，话术依旧是“家人们”，只不过背景从演播室换成了临时搭的小台子，提词器换成了手机支架。
数据好不好看，她没说，但敢把70平办公室的钥匙拍出来，就说明这事儿没赔到血本无归。
观众心疼她累，其实她自己知道，累和慌，是两码事。
最让人唏嘘的，是她婆婆当年开服装店的故事。
一个人坐早班车去批发市场，搬回一包一包衣服，回家叠好熨平，再挂到店门口。
那时没有“创业”两个字，只叫“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”。
几十年后，儿媳妇拎着环保袋在办公楼里迷路，汗味和当年布料上的染料味混在一起，竟是一样的狼狈。
时代换了，赛道换了，狼狈没换。
观众隔着屏幕感慨，其实感慨的是自己：如果哪天公司突然把工位收走，有没有勇气也去租一间四千块的办公室？
所以别急着替她喊“可惜”。
电视台的灯光再亮，照不到退休以后的夜晚。
她不过是提前把灯关掉，自己去找下一盏。
至于下一盏亮不亮，得看她手里那把旧话筒，还能卖多少货、讲多少故事。
